论社区居委会的机关化

你知道自己居住的社区的居民委员会的地点吗?你参加过他们举办的社区活动吗?如果你去问一个年轻人，十有八九他会一脸茫然。实际上，居民委员会可能早已失去了他的“居民”，社区已成为“真空”。

在计划经济时期，人们活在“单位”里，单位就是家，家属院居住的都是同事，大家紧密地“团结”在居委会周围。这几年，政府努力创建完善优质的服务体系，仍然无法真正将居民凝聚到“社区两委”的周围。居委会作为名义上的居民自治组织，实际的工作却更像是基层政府，承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，包括一些有强制执行性质的行政工作。

居民只有办事时才会想起居委会，而在文娱、思想、体育等服务的索取上只会向市场寻求解决。失去了中青年你便失去了所有，但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工作单位和学校解决了青年人、中年人、学生的大部分社会需求，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便捷，更是让中青年与居委会渐行渐远。

居委会在文体上顶多算一个“老年俱乐部”，在公益性工作中有心无力，或者无心无力。只有重大事件表决、选举时，居委会的自治性质才暂时得以使用。大多数居民很少前往居委会聊天、谈心，就像不会没事去政府闲逛一样。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群众，跟破落的村委会一样，只能隔三差五地开一次门，给居民开个某某证明。

随着市场化、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入，居委会只会变得越来越“纯粹”，其“自治”只体现在选举、重大公投和居民活动小组，而且在居民活动小组中不得不与市场争夺份额，只有更精彩、更人性化、更专业的服务，才能把居民吸引过来，而居委会强调“编制”的“机关化”作风和有限的人手，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况且，新时代下的中青年开始习惯城市化下的“陌生人社会”，不见得会喜欢自己居住的社区办的活动，让自己的生人圈子变成了熟人圈子，失去了“自由”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硬件建设的完善和居委会日常制度的完善，政府不再一味追求口号和政绩，居委会的行政性的工作势必通过改革逐渐减少，很终只留下“自治”功能，包括选举社区领袖、安全自治小组和志愿活动等，而维修修缮、家政服务、就业介绍、心理咨询、垃圾回收、运动健身、读书讲座等工作将越来越不可能嵌合到居委会的工作中去，势必要被市场进一步细化、瓜分。所以，北京将“居委会”和“社区服务站”分开，以便让居委会干部腾出更多时间给居民们“搞活动”的改革也失败了，很终只能打造一个“便民服务圈”，把周边的各种企业拉进来，纳入自己的服务体系。

虽然，政府对居委会的自治性质越来越强调，对其行政属性越来越淡化，但是政府不能、也不可能断绝与居委会的联系，上传下达必不可少，只是政府在联合居委会的同时，会更加注重与“社会组织”的联系，以深入群众、掌握舆情。

如，当前政府正在积极尝试与“专业社工机构”共同推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“项目制”，切实提高了行政效率、降低了行政成本，还原了政府工作的公益性;再如，北京市团委扶持的“社区青年汇”项目，团结和引导居委会已经失去的“青年人”市场，并尝试逐步将各“青年汇”项目点推为“独立法人”，以尽早还原其“自治”性质。

社工是一个媒介，是政策执行者，其独立的身份和“专业性”有利于提高公益性行政的效率和专业性，但社工不是万能的。反馈居民意见、组织社交活动、协调公共关系、开展公益服务是其表现形式，但深入到更专业的领域，如心理咨询，他肯定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做的好，除非他“瓜分”到的是贫困家庭等特殊的心理咨询市场，所以还得靠市场。

专业社工机构派驻的社工所做的行政性服务、公益项目，都与NGO的工作类似。那么，社工机构怎样与其工作的社区内外的国内国际NGO争夺市场、争夺人才呢?公益项目管理从需求分析、可行性论证到协调资源、专业培训、志愿者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效果评估整个下来，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做的。其执行者必须具有较丰富的项目参与和管理经验，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熟悉项目执行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。那么，在人才争夺之外，NGO与社工怎样确认各自的细分市场呢?这些可能又是另外的问题了……